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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广州起义在民主革命史上的作用

Time:2011-05-10 浏览次数:4488次 信息来源:中国农工民主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
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 周兴樑
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广州起义,是同盟会党人和光复会员联手进行的一次反清武装斗争。它因发生在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,故通常史称广州三·二九之役;又因此次起义的诸先烈集体丛葬于当年广州东郊之黄花岗,故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。 是役在辛亥先后举行的几大起义中,堪称首义。我们在隆重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,自然不会忘记这次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起义先烈们。该起义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,并未因一个世纪时光之流逝而消失。庄严肃穆的黄花岗烈士陵园,早已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及对外开放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;广州三·二九起义先烈的爱国革命、民主共和及振兴中华等思想,及其震荡升华起来的辛亥民族精神,长期以来一直在激励着后人为完成他们未竟的革命事业而努力奋进。
关于广州三·二九起义死难烈士的人数,时论与官方的说法各异。沪报称:革党计被捕、被伤、被杀者,不下二百余人;岭南半翁谓:南海、番禺两县衙自旧四月初一(公历29日)起,就派出仵工在城中收尸葬于狗头岭,次日南海县属地方共捡尸身六十八具,番禺属较少,先后计 党人尸身由政界备棺收殓者,约一百三十余具,尚余四十余具左右,由城西方便医院施棺殓葬;张鸣岐在诸烈士就义后奏报清廷说:此次生擒匪党六七十名,已讯据供认谋逆起事,抗拒官兵者四十三名,即于军前正法。面对纷纭众说,看来众烈士殉难之确数,恐怕永远是个谜。目前仅知事后经党人多方努力征集与审定,查得有名籍可考的烈士86人,其中的72具烈士遗骸,是由党人潘达微会同广仁、方便等善堂出面, 于5月1日收捡到的。他们方将尸身抬赴东门时,多用绳索绑捆,沿途尚滴鲜血,又有身死而头未断者,其刀痕多割在喉,见之令人心怖也。这些烈士被移谘议局前,多折臂破脑,血肉模糊,令人惨不忍睹。潘当时又谋地营葬烈士遗骸,得广仁善堂赠红黄岗地段一块——后改名为黄花岗,他乃遂于5月2日督仵工百余人,络绎于道运尸至葬地,圹分四排,直列安葬,竟日始毕。这就是今天广州先烈中路的黄花岗烈士陵园,成了72烈士百年长眠的地方。
在黄花岗公园里为烈士建墓立碑之事,是民国初年几经周折后才逐步完成的。早在民国元年时,曾参与是役的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、陈炯明,即议就于黄花岗原葬处崇大其墓,俾资景仰;省议会通过拨经费十万元,并公举何克夫等主其事。二年讨袁失败,其事遂寝。七年秋,滇军师长方君声涛始募修故墓,规模初具;后参议院长林森复募资于华侨,以建纪功坊、墓亭,并立碑石,从而使烈士之勋业不致湮没于后世。整座烈士墓园南向,占地约13万平方米。正大门是宽约33米、高13米的三门石碑坊,上方正中有孙中山1921年亲笔题写的浩气长存4个大字。门内之墓道长约230米,墓塘位于岗顶; 在由每边长约18米之麻石砌成的墓基上,建有一座顶如悬钟的4柱墓亭,亭之正中立有七十二烈士之墓碑。墓后面有用72块青石砌成的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等。
关于三·二九起义烈士姓名籍贯及其事略的考订,是一件颇费力气和时日的艰苦工作。国民党史家邹鲁在叙及此事时指出:当时已修墓立碑,则烈士姓名不能不求真确……然欲举当日死事者之姓名籍贯一一泐之于石,事乃至难。盖举事之际务慎密,凡姓名籍贯,同事者非素识不能知,且亦不愿知之,故今日同事之未死者,其所能举亦维素识者而已。鲁与朱君大符皆同事之未死者也,乃相与征集事实,胪所得死事者之姓名籍贯,由林森约当日未死党员之在粤者胡毅(生)、何克夫、吴永珊、徐维扬等,一一而为之审查证实:八年时审查所得烈士姓名计五十六人,由汪兆铭书诸石,立碑其后,而为空白以俟续有所知,得以补泐焉。此碑就是立于墓前左侧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——它可称为第一碑。到民国十一年春,林森等复约集当日党员未死者开审查会,续审查得烈士十六人,其姓名籍贯亦由汪兆铭书于石(第一碑)。由上述所知,黄花岗72烈士的英名,是前后历时多年、通过两次审议才确定下来的。胡汉民在1923年9月曾于碑旁立石记其事之始未,并重书72烈士姓名籍贯勒于石上。由于三·二九起义的死事者不止72人,故考证此役死难者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。到了1932年冬,广东革命纪念会又查实求得死于是役而为前碑所未载者14人,乃于 十月复立石记前碑所遗之烈士姓名籍贯,颜曰补书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烈士碑,由胡汉民书石立于墓前右侧,是为第二碑——它只记载了其中先确定的13位烈士之姓名籍贯,而最后审定的一人(李祖恩)则未上碑。
关于上述前后三批审定的86位三·二九烈士之简要情况,可列右表。右表所列第1-56位烈士的名籍,是1920年冬审定泐石立碑的,第17-72位烈士的名籍是1922年确定后补书于碑上的,他们的英名都镌刻在72烈士碑(第一碑)上;第73-85位烈士之名籍是1932年审定的,其英名被刻在补书烈士碑(第二碑)上,而第86位烈士之名籍没有刻在碑上。经历其事的邹鲁在谈到黄花岗烈士陵园之修墓建碑事时,一方面强调:碑文所载各烈士之姓名籍贯,鲁与各审查同志可完全负责毫无错误;另方面他又指出:因此役死义者不止七十二人,当时审查又不能尽举其姓名籍贯,在死者人数多于尸数,谁尸谁名无从判断的情况下,不能不本死于是役之人即得列名于碑之义,为广义之决定,即凡与是役之事,其在事前而死且不死于广州者,及凡因此役而死者,不问其尸葬何处,皆得书于碑。这样一来就使得碑上之名与塚中之尸无从适合,即黄花岗烈士第一碑上的七十二人,非尽为塚内之七十二骸,而七十二尸骸,又未必悉符碑上之姓名。也就是说,由于三·二九之役的死难者多于现已查实的烈士,而有些党人的遗骸又葬在别处,故在诸烈士的考订查证工作上,存在着烈士碑上有名而墓内无骸,或墓中有尸而烈士碑上无名,墓内之尸与碑上之名两者,将永远无法一一对照查清的情况。
尽管存在着上述这一无法弥补的缺憾,但我们从烈士情况表内所列之内容,至少可以确知以下几点:(一)现已查实的86位先烈来自全国6个省,其中广东人最多——51位烈士来于全省的17个县,以花县为众(18人),南海次之(14人);福建的19位先烈来自3个县,以连江人为多(10人);广西的7位烈士来自3个县,以平南居多(5人);还有四川、安徽、江苏3省,各有3位烈士。(二)在这86位烈士中,战死疆场者有47人,因弹尽受伤被捕就义者有38人,殁于家里者1人。诸烈士战死于督署内外者为16人,在此处因伤后被捕就义者5人;战死于高阳里源盛米店者有7人,在这里被执后就义者3人;党人一次被捕人数最多的地方是高圹之大东桥车站。以上情况说明这几处地方曾发生激战,尤其是总督署门前的战斗最烈——此处死伤党人最多,还有守其门之一对石狮子(现收藏于广州博物馆内)身上留下了23处弹迹,也可作为历史见证。(三)就86位烈士中目前已确知年龄的71人(尚有15人年龄不详)而言,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。他们之中17-20岁者10人,21-25岁者18人,26-30岁者23人,31-35岁者7人,36-40岁者6人,41-45岁者4人,46-51岁者3人。这就是说在这71人中,30岁以下者占79%,40岁以下者为90%。从86位烈士个人的职业与出身来看,他们来自海内外的各个阶级或阶层——有工人、农民、留学生、商人、传教士、中小学老师、新闻媒体工作者等,具有广泛的社会群众代表性。归国参战的华侨,其身份完全无疑义者有26人,另4人则存在两种说法——其中有2人基本上可以定为华侨。而众多的工人(含侨工在内至少有18人)及农民(约有21人)参与起义,则说明工农阶级正在日益觉醒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。正是这次起义的诸烈士以自己之英名,为后人树起了一座民主革命史上的丰碑。
黄花岗烈士用自身爱国革命、不怕牺牲、追求民主共和与人民幸福生活的言行,在世人面前建树了辛亥革命精神的丰碑。他们无论是在冲锋陷阵之时,还是在从容就义前夕,都表现出了革命者救国拯民的崇高精神,及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林觉民烈士在4月24日夜写给爱妻陈意映的诀别书中,说明此次出发赴义,乃志在牺牲自我为天下人谋永福;他被捕后向清吏演说谓:献身为国,革除暴政,建立共和,始能致国家安强……则吾死瞑目矣。李德山和陈更新烈士在临刑前分别大声说:大丈夫为国捐躯,分内事也;杀身成仁,古有明训,请速死我!罗仲霍烈士身陷囹圄后,尤于南海县署鼓吹革命;饶辅廷在家被执时从容对妻子温慧玉谓:人谁无死?我死后,革命事业你要坚持!诸烈士这种爱国革命的大无畏精神,直可惊天地、泣鬼神。他们生当为人杰、死也作鬼雄的言行,不仅沉重打击了清廷统治者,快速地促成辛亥革命高潮和胜利的到来,而且还长远和极大地警醒与振奋着民心,使更多的仁人志士,将爱国革命与实现民主共和及致国家于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,诸先烈铸就的辛亥革命精神,给日后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振兴中华事业,以巨大之影响、推动和促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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